在《意见》的政策导向下，《条例》意见稿松动了之前的严格规定，降低了获得永居资格的门槛，并且开设了其他的绿卡通道。

　　不过，新的规定仍然高于美国的就业类移民标准。美国基于职业技能的绿卡项目包括高中低三类，其中第三类仅要求具有本科学位，甚至劳工短缺行业中的非技术工人也有机会获得绿卡。

　　而根据我国的《条例》意见稿，中国境内的外籍员工是按学历条件区分永居资格的：如果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从国际知名高校毕业，仍须在中国境内工作满三年；如果没有优质的学历背景，其工资收入不得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三至六倍，并且在中国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一至四年（依行业和区域而定）。《条例》意见稿对申请者的选择性介于美国的第一和第二类绿卡项目之间，或英国五级就业移民体系中的第一和第二层级之间。

　　如果此《条例》得以实施，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在华外国人可以申请 中国绿卡 呢？

　　2018 年，美国政府为申请就业移民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近八万人发放了绿卡。考虑到美国是全球人才最大的聚集地，中国不可能超出此数。

　　2010 年，约有一成的在华外籍居民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假设后来这一比例保持不变，据此推算 2019 年大约有 7.2 万外籍人口拥有高级学位。如果他们中的四分之一符合《条例》的要求这是个很乐观的估计，有条件申请 中国绿卡 的在华外国人也不到两万人。如果我们再假设其中三分之一有意申请 中国绿卡 ，申请者的规模也只有 6000 人左右。

　　中国对全球人才移民的吸引力总体来说远不如美国，移民门槛还设置得很高，因而不可能达到吸引大批外籍人才来华定居的目标。

　　有些国人担心，获得永居权的外国人会为他们的家属办理永居身份，拖家带口地迁入中国，导致外来人口激增。《条例》第十七条针对基于家庭团聚的移民申请，规定只有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年老双亲才可以获得永居权，配偶还须在婚后与伴侣在中国共同生活五年，每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九个月。而美国的家属移民范围可以扩大到成年子女，对配偶的居住年限也没有要求。即使大批外国人试图通过这些狭窄的渠道挤入中国，《条例》意见稿第七条也已设置了总量控制的安全阀：国家建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定期评估调整机制。必要时，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实行定额审批制度。

　　考虑到中国仍在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对短期外籍劳工也没有配额限制，而《条例》意见稿只是略微松动了之前的政策，中央政府其实并未准备大幅度开通外籍人口的移民通道。然而，《条例》意见稿却遭遇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潮。意见稿发布后，质疑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近年出台的国内法规中实属罕见。

　　相当数量的批评之声集中在外籍人口的 超国民待遇 上。华东理工大学黄玉琴领导的调研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57% 的受访者认为在华外国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尤其体现在奖学金、医疗和政府部门服务方面，只有 5% 的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待遇比本国居民差。

　　此外，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口居住在京沪等一线城市，如果他们有权永久居留，会让渴望落户到大城市的中国公民感到不公。加上外籍移民由于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容易造成外国人拥有特权的印象。最具争议的是，一些永久申请者原本是中国人，后来通过移民成了 外国人 ，其子女因外籍身份更容易进入国内名校，这一现象也激怒了那些享受不到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的外地户籍人员。

　　与以上种种担忧所预想的不同，《条例》的修订实际上并没有赋予外国人更多特权，或带来大量外籍居民。一方面，依据《条例》意见稿设定的标准，没有多少外国人有资格申请 中国绿卡 ；另一方面，不同于欧美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外籍居民对其人口规模、族群结构和主流文化也不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然而，由于大多数外国人往往聚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繁华地带，并形成了一些侨民聚居区，如北京的韩国城、上海的日侨区和浙江义乌的 中东人一条街 。在这些地区，各种肤色的外国居民已经成为一道显著的城市景观，容易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误以为大量外籍人口已经居住在我国。

　　以在华的非洲人群体为例，国内不少人以为其数量已经高达数十万人，有的网民还称 黑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人就快成为中国第 57 个民族 。

　　黄玉琴团队也通过调研发现，国内民众大大高估了在华非洲人的规模，将其数量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来自亚洲的移民。国内媒体经常引用一项数据，称广州已有 20 万非洲人 ，以致广州副市长谢晓丹不得不回应称这纯属误解。据中山大学的李志刚等人访谈发现，2008 年前后常住广州的黑人总量仅为 1.5 万到 2 万人。

　　另据一项实地调查，2013 年在穗非洲人中有四成属于非法居留者，即使计入这一群体，广州的非洲人也不会超过 4 万人。2020 年 4 月，广州市公安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 2019 年底，常住广州的非洲人仅有 13652 人。

　　出于对在华非洲人的排斥心理，部分网民对中非通婚感到忧心忡忡。《条例》意见稿允许与中国公民结婚的配偶获得永居资格，也让一些人担心非洲人通过这条通道大举移民中国。

　　其实，在华非洲人与中国公民通婚的情况很少见。根据不同时期京沪穗三地的调查研究，跨国婚姻主要发生在中国女性和欧美日等国的男性之间，与非洲男性的外嫁婚姻只占涉外婚姻中的很小一部分。既然在华非洲人的数量很小，与中国女性的通婚案例也很少，为何还会引发舆论攻击呢？

　　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被迫进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自视为中心的天朝帝国转变为位于边缘的民族国家，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就曾引发群体性的身份危机，使当时的知识人士对其他种族产生防御性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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