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以其国际化和高质量吸引了大量内地家庭的目光，无数家庭通过优才、高才计划获取香港身份，为孩子谋一个新机会。

　　这个阔别11年之久又伴随着众多争议声音的政策，对于向往香港教育的内地家庭来说，重启“双非”意味着什么？

　　由于移民潮的持续和出生率的下降，香港的中学招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挑战。

　　2024年，香港共有51,393名学生参加了升中派位，较去年和前年的5万和4.9万人略有上升，增长了1.75%。

　　根据教育局的适龄学童人口推算，2025年12岁的学童人口预计将大幅下降16%，从6.83万减少至5.88万。

　　而到2029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降至5.43万。如此大幅的下降意味着香港的中学招生池将大幅缩减，许多学校将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

　　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就业竞争，以及教育费用的不断攀升，使得许多年轻人选择推迟或不生育。

　　如今，香港的妇女平均生育率已经跌至全球最低，仅为0.8，而与此同时，居民平均寿命却持续领先全球，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

　　这一趋势不仅在香港显现，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但香港的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难以通过外来人口补充学龄儿童数量的不足。

　　根据港府公布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约有19万香港人通过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包括约6.8万名中小学生。

　　这股“倒闭”潮来势汹汹，据统计，过去3个学年香港分别有1间中学、1间小学和41间幼儿园停办，其中仅公营小学各年级就裁减了294个班。

　　面对生源危机，许多中学可能不得不作出调整，缩减班级规模，甚至面临关闭的风险。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认为，未来十年内，如无重大政策干预，香港中学数量或将减少四分之一，这意味着近百所中学可能面临关门的命运。

　　尽管一些专才计划如“高才通”带来的家庭子女可能为中学带来插班生，但这些学生未必都会在中一入学，也可能插班到其他年级，因此对增加中招生数量的影响有限。

　　香港中学招生“寒冬”已然逼近，生源困境成为摆在香港社会面前的一道艰难课题。

　　为了应对生源危机，香港政府将目光转向了内地学生，重新审视并考虑重启一项曾引发广泛争议的政策——双非儿童政策。

　　“双非”是指父母双方均“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香港生下的孩子，这些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可以自动获得“香港永居身份”。

　　这一政策曾吸引大量内地家庭涌入香港，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但也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议。

　　事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一名来自内地的孕妇在香港持双程证逗留期间，诞下了男婴庄丰源。

　　尽管父母均无香港居留权，终审法院在2001年判决庄丰源胜诉，使其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

　　随着2003年港澳个人游（自由行）正式实施，大量无香港居留权的内地孕妇纷纷赴港产子，借此为子女获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许多香港本地居民认为，“双非儿童”涌入使得本已紧张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公立医院的产科服务不堪重负，学位竞争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愈加突出。

　　然而，随着近年来香港的生源危机日益加剧，重启“双非儿童政策”成为可能，但新政策或将设定更严格的经济条件。

　　人大代表林顺潮认为，新“双非”政策需要在吸引内地家庭的同时确保这些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子女至成年。

　　例如参照“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要求申请家庭在香港拥有一定额度的获许投资资产。

　　换句话说，内地家庭到香港投资以换赴港产子的名额，这一政策可能降低高净值人群为孩子获取香港身份的成本。

　　根据香港法律，任何在香港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这包括那些父母均为内地居民的儿童。

　　这种身份背后，潜藏着通往九游娱乐 九游娱乐官方优质教育资源的通道，重启“双非”政策可能再次引发赴港生子的热潮。

　　对于许多内地家庭而言，这一政策的重新启动代表着新的机遇和希望，但也伴随着一些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挑战。

　　香港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以其国际化和高质量而闻名，吸引了大量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机会的内地家庭。

　　许多内地父母希望通过“双非”政策，为孩子争取进入香港的教育体系，从而获得更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和国内高考相比，DSE和华侨生联考为内地孩子铺设了通往国内外顶尖学府的宽广道路。

　　以2024年的DSE为例，排在前37.5%的学生能入学香港排名前八的大学。

　　但是“双非”政策重新开放，内地家庭涌入香港寻求教育机会，将使得原本已经紧张的教育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2023年考试年份对应的是2006年的香港双非儿童出生年份，参加华侨生联考的人数高达7,238人，进一步推动了2023年全国港澳台联考报考人数的激增。

　　2024年港澳台联考人数达到10320人，相较于去年创下了43%的显著增长，预计明年这一数字可能会翻倍。

　　根据新政策设想，未来可能对申请家庭设置较高的经济门槛，要求父母在香港有一定额度的获许投资资产。

　　这意味着，只有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这一“通道”，这无形中排除了许多普通中产家庭。

　　此外，即使获得香港身份，子女的教育、生活费用也将成为长期的经济负担，需要父母进行充分的规划和考量。

　　如果说前面我们探讨的是宏观的社会与教育问题，那么当我们的视角转向孩子本身时，会发现另一层更复杂的现实。

　　每天清晨，他们从深圳出发，穿越边界，抵达香港学校；傍晚，他们又返回深圳的家中，每天通勤时长至少3小时。

　　这些出生在香港、生活在内地的孩子，虽然拥有香港户口、享受香港的福利，但他们每天都在两个城市之间切换。

　　面对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和文化环境，普通话与粤语的不断转换，让他们的生活显得格外“撕裂”。

　　尽管他们享有香港的福利待遇，但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他们始终与真正的香港社会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

　　随着成长，这些跨境学童在频繁切换的身份和生活环境下，可能导致他们逐渐形成孤立的心态，感到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进而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正如电影《过春天》的导演白雪在与一群16岁左右的跨境学童聊天，当被问及“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时，女孩们眼神游移，只是回答：“我有香港身份。”

　　截然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规范都使他们在认同感上陷入困境。他们不仅要应对学业压力，还需在心理上承受割裂的自我认知。

　　对于很多内地父母来说，香港重启“双非儿童政策”意味着一个重要的选择点：是继续在内地接受教育，还是抓住机会进入香港？

　　在内地高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香港则面临着少子化带来的挑战，促使越来越多的内地家庭涌向香港，寻求更广阔的教育机会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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