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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彪:放弃中国国籍移民日本现成为日本不要中国不收的黑户

2025-01-02 12:48 作者:小编 浏览:

  世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一位名叫李文彪的成功人士却对此嗤之以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事业有成的男人,却偏偏认定了"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1989年,37岁的李文彪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中国国籍,远赴玻利维亚寻找他心中的"自由天堂"。谁能想到,这一决定会让这个曾经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成功商人,最终沦落为在日本街头东躲西藏的黑户,甚至错过了与临终母亲的最后一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本该春风得意的上海青年走上这条不归路?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又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

  1952年,上海石库门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李文彪就这样降生在这座繁华都市的中心。他的父亲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高级职员,母亲则在沪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担任主管。这个特殊年代里的"双职工"家庭,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令人羡慕的存在。

  李家祖上本是浙江宁波的富商,解放前就在上海和香港都有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李家主动将企业改组成公私合营,得到了政府的嘉奖。这样的家庭出身,让李文彪从小就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

  1959年,七岁的李文彪背着崭新的书包,迈入了上海市最好的小学之一。那个年代能住进市中心的花园洋房,还能就读重点学校的孩子,无疑是幸运的。李文彪的同学们大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不少西方文化。

  1970年,十八岁的李文彪顺利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学习外语是极为难得的机会。由于成绩优异,李文彪还获得了学校的推荐,得以在毕业后直接进入上海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二十六岁的李文彪成为了公司最年轻的销售主管。每月优厚的薪资,让他很快就在淮海路附近买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父母为了庆祝他的事业有成,更是直接送了他一辆红旗轿车。

  然而,正是在事业最顺遂的时候,李文彪却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那些常年与他共事的外国同事,总是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国外的生活。从伦敦的双层巴士,到巴黎的咖啡馆,从纽约的百老汇到东京的银座,这些遥远的地方渐渐在李文彪心中种下了向往的种子。

  1985年,三十三岁的李文彪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机会,让他亲眼见识到了这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霓虹灯下的街头,来往的外国面孔,24小时营业的商场,无不让他心驰神往。回到上海后,李文彪开始频繁出入外籍人士聚集的饭店和酒吧,结识了不少"洋朋友"。

  1987年,公司派他去日本考察。在东京街头,他看到了比香港更加繁华的景象。银座大厦上闪烁的广告牌,秋叶原熙熙攘攘的电器街,新宿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些都让他深深着迷。回国后,李文彪开始频繁地翻阅各种介绍海外生活的杂志和报纸。

  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上海青年,会在两年后做出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失去了来之不易的优越生活,更让他永远失去了与至亲告别的机会。

  1989年的秋天,李文彪带着一箱行李,踏上了前往玻利维亚的航班。在上海浦东机场,他的父母含泪相送,但他却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向了安检口。那一年,他刚刚卖掉了淮海路的房子,将所有积蓄换成了美元。

  李文彪选择玻利维亚这个远在南美的国家,并非偶然。当时的玻利维亚正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实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只要投资一定数额就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在他看来,这是通往"自由世界"的最佳跳板。

  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第一天,李文彪就被这座海拔最高的首都城市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普通人需要至少一周才能适应。但他却顾不上高原反应,直接前往移民局递交了入籍申请。

  令李文彪没想到的是,拿到玻利维亚国籍的过程出奇地顺利。仅仅用了三个月,他就拿到了玻利维亚护照。随后,他立即向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递交了放弃中国国籍的申请。1990年1月,他正式成为了一名玻利维亚公民。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这位"新玻利维亚人"当头一棒。在拉巴斯找工作的过程中,李文彪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英语在这里毫无用处。当地人说的是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就连简单的买菜都需要比手画脚。

  更让李文彪始料未及的是,1990年代初的玻利维亚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12000%,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失业者。他带来的积蓄在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很快就缩水了大半。

  1991年的一天,李文彪找到了一份在当地华人餐厅的工作。这位曾经的外企高管,如今只能在后厨洗碗切菜。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换来的工资却连房租都付不起。

  1993年,玻利维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街头巷尾的暴力事件让李文彪不得不整日躲在出租屋里。当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敌意与日俱增,他的餐厅工作也丢了。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995年的一个雨夜,李文彪被房东赶出了居所。这位曾经开着红旗轿车的成功人士,只能在拉巴斯的街头游荡。最后,他不得不投靠了当地的一个华人慈善组织,在那里干起了搬运工的活计。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非没有出路。当地不少华人已经在玻利维亚经营得有声有色,有人还开起了超市和贸易公司。但李文彪始终放不下身段,他觉得自己是"高知识分子",不该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1996年春节,一位在玻利维亚经商的浙江老乡想要带他做外贸生意。但李文彪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日本。在他看来,这个亚洲发达国家才是他真正的归宿。于是,他开始攒钱准备前往日本的计划。就这样,他在玻利维亚又熬过了十三年。

  2009年12月,李文彪终于攒够了前往日本的旅费。带着对"亚洲第一发达国家"的向往,他用玻利维亚护照办理了为期三个月的日本旅游签证。这一次,他把在玻利维亚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换成了日元,准备在日本东山再起。

  抵达成田机场的那天,正值日本的寒冬。这位年过半百的"南美游客"在入境时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注意。当被问及为何一个玻利维亚人要来日本旅游时,李文彪磕磕绊绊地用英语解释说是来看樱花的。这个蹩脚的理由让他在入境时就被特别标注了。

  2010年初,李文彪在横滨华人区租了一间六叠大小的单间。这里聚集着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让他感到几分亲切。但很快,房东就发现他是玻利维亚人,立即提高了房租。无奈之下,他只能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

  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很快就到期了。李文彪决定铤而走险,继续留在日本。他开始在横滨的中华街找工作,但合法经营的华人店铺都不敢雇佣他这个身份敏感的人。最后,他只能在一家地下工厂干起了包装工的活计。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李文彪失去了工作。为了躲避警察的盘查,他不得不搬到了埼玉县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他靠着给农户帮工维持生计。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干着最辛苦的农活。

  2012年夏天,李文彪第一次向日本入国管理局提交了归化申请。但他的申请很快就被驳回了。原因是他没有合法的在留资格,而且作为一个已经非法滞留的外国人,根本不具备申请日本国籍的资格。

  不甘心的李文彪又尝试通过"国际结婚"的方式获得在留资格。他在横滨认识了一位年过六旬的日本女性,对方答应帮他办理结婚手续。但在办理过程中,入管局发现了他的非法滞留身份,这次"假结婚"计划也就此告吹。

  2015年,一次意外的警察临检让李文彪差点被遣返。那天他正在新宿打零工,被警察要求出示证件。他连夜逃到了千叶县,从此不敢再去东京都区域。在千叶,他找到了一份按摩店的工作,这让他的生活稍微有了些着落。

  每到夜深人静时,李文彪就会想起上海的那套公寓,想起父母慈祥的面容。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上海青年,而是一个在异国他乡东躲西藏的黑户。日本政府三番五次的驳回,让他明白了一个现实:这个号称最发达的亚洲国家,并不欢迎一个来自玻利维亚的中年人。

  在按摩店工作的日子里,李文彪结识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客人。他们之中有的是来日本旅游的,有的是在日本留学的,还有的是在日本工作的。每每听到他们谈论着今日中国的发展变化,李文彪总是沉默不语。此时的他,已经无法想象,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做出那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2016年春节前夕,李文彪在千叶的按摩店里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妹妹哽咽的声音:"哥,妈病重了,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你能回来吗?"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李文彪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玻利维亚护照早已过期,而他在日本又是非法滞留身份,根本无法正常出境。

  走投无路之下,李文彪只好求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使馆工作人员面前,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一个曾经的中国公民,如今却成了无处可去的黑户。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想要重新获得中国国籍,必须先注销玻利维亚国籍,并且证明自己有稳定的居所和经济来源。

  但此时的李文彪,既无法前往玻利维亚办理注销手续,也无法证明自己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日本,他连合法的居留资格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固定住所了。这位曾经的上海精英,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份认同的彻底失落。

  使馆的工作人员看他情况特殊,便建议他先申请一个临时通行证,这样至少能回国见母亲最后一面。但即便是这样的特殊安排,也需要时间来审批和办理。

  2016年2月,当李文彪终于拿到临时通行证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他立即凑钱买了最便宜的船票,准备横渡东海回到上海。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当轮船抵达上海港的那天,已经是农历正月初三。李文彪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却发现门口挂着白色的輓联。原来,他的母亲在正月初一就已经离世。甚至连最后一面,他都没能见到。

  在上海,李文彪只能待七天。这七天里,他跪在母亲的牌位前痛哭流涕,但临时通行证的期限不容他继续驻留。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看他可怜,特意提醒他可以申请延期,但必须提供合理的证明材料。

  然而,李文彪连一份正式的工作证明都拿不出来。他在日本的黑户身份,让他无法获得任何正式的文件。最终,他只能在母亲的墓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就匆匆启程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李文彪开始积极联系玻利维亚驻日本大使馆,希望能够注销自己的玻利维亚国籍。但对方告诉他,这种申请必须本人亲自回到玻利维亚办理。一时间,李文彪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这期间,他还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重新申请中国国籍。但每次递交申请材料时,都会被工作人员告知:必须先解决国籍和居留问题。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上海青年,如今成了三个国家都不愿接纳的"三无人员"。

  2023年的一个冬日,在东京新宿区的一家中餐馆后厨,71岁的李文彪正在为餐厅洗碗。这位曾经西装革履的上海精英,如今只能靠着每月十几万日元的微薄收入,在东京这座繁华都市的边缘谋生。

  据一位在餐厅工作的华人服务员透露,李文彪每天清晨五点就要起床,搭乘最早的电车从郊区赶到新宿,开始一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这份工作是他通过华人中介找到的,老板默许他这个黑户的身份,但工资只有正常工人的一半。

  李文彪现在住在东京郊区的一间六叠大小的单间里,房租每月五万日元。房东是一位年迈的日本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太过问租客的身份问题。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垫,就只有一个老旧的电视机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每到休息日,李文彪就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那里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的老年人在打太极拳。他总是远远地看着,却从不上前搭话。有时遇到说上海话的老人,他也只是默默地低下头快步走开。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李文彪失去了当时的工作。那段时间,他只能靠着多年积蓄度日。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既拿不到日本政府的补助金,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一场重感冒,差点让他走进生命的尽头。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一位老乡给他介绍了按摩店的工作。这让他总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但是每当遇到警察检查时,他就不得不躲在店里的储物间,直到警察离开。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十四年。

  2022年春节,李文彪在横滨的一家华人超市里偶遇了一位老邻居。对方一眼就认出了他,告诉他上海老家的那条弄堂已经改造成了高档社区,他父母生前住的那栋房子如今已经价值千万。而当年他卖掉的淮海路的房子,现在更是价值连城。

  这些年来,李文彪通过网络了解到,他当年在上海的很多同事都已经退休了。有的开起了自己的公司,有的子女已经留学海外,有的还在周游世界享受退休生活。而他,却连一个合法的身份都没有。

  2023年底,日本政府加强了对非法居留人员的管控。李文彪不得不再次搬家,这次搬到了更偏远的地区。每天往返工作需要花费将近四个小时。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这份工作是他唯一的生存依靠。

  如今的李文彪,已经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的圈子,仅限于几个知道他处境的华人。每当看到电视新闻里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他就会一个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静静地看完整个节目。